榆林产妇坠亡事件，从9月3日医院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称三次建议剖宫产均被家属拒绝，引起媒体关注后，在网上吵吵嚷嚷，已经近一周时间了。

9月7日晚上，榆林市卫计局公布了官方的调查结果。官方公布初步调查结果。

8月31日，产妇马某某在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二病区坠楼身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榆林市委、市政府和省卫计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榆林市绥德8.31产妇坠楼事件调查处置领导小组”，在9月2日和5日两次调查的基础上，于9月7日又连夜展开进一步调查。

经初步调查， 8月30日,产妇马某某入住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二病区，入院后经医院诊查，产妇各项体征正常，符合自然分娩指征，但B超显示胎儿头部偏大，存在难产风险，医生建议剖宫产终止妊娠，但家属选择自然分娩并签字确认。31日10时许，该产妇进入待产室待产，产程、产图、产检结果显示产妇和胎儿各项指标均正常。17时50分起，该产妇因疼痛出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较大，两个多小时内先后多次走出待产室与家属交流，后由医务人员劝回。

20时许，医护人员发现该产妇从备用手术间窗口坠下，医院立即组织抢救，经抢救后仍无生命体征，经告知家属，家属同意放弃抢救，于21时25分宣布临床死亡。后经院方组织有关专家对死亡病例进行讨论，初步诊断为：1.院前呼吸心跳停止；2.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3.全身多处骨折；4.失血性休克；5.死胎。

经警方勘查取证、调查走访，初步认定：死者马某某系跳楼自杀身亡，排除他杀。

市专家组经过认真调查讨论，初步认为：1.该产妇入院诊断明确、产前告知手续完善、诊疗措施合理、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要求。2.此次产妇跳楼事件，暴露出了医院相关工作人员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不强，监护不到位等问题。

据了解，为妥善处理该事件，9月7日，榆林市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成立了由榆林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绥德县政府、市卫计局、公安局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榆林市绥德“8.31”产妇坠楼事件调查处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调查组、舆情组、善后组3个工作小组，对坠亡事件依法、依纪、依规进行查处。

目前，造成自杀的原因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善后工作组正在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精心做好家属心理安抚等工作。

这个初步调查结果有三个重点：

1.这不是个医疗事故

2.产妇系自杀

3.医院存在防范突发意识不强，监护不到位的问题。

有了这个结论，根据经验和逻辑推理，基本上可以导出以下后续处理结果：医院给予产妇家属一定的赔偿，然后家属表示认可，双方达成调解，舆论热度褪去，医、患、官表现出一片和谐景象。

这很正常。所有事情的处理，本质上都是利益协调平衡的结果。

法律首先是为了解决纠纷，产妇在医院不幸坠亡，让人惋惜。但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痛心之余，理性分析，会更关注责任的承担。

具体到这件事，也就是医院该不该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

一、自杀，他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不少网友认为，产妇是自杀的。而自杀，作为一种自主选择的行为，其他人不应承担责任。

这种看法没错，但需要加上“原则”二字。

因为自杀只是一种结果。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包括言语），站在一般人的立场上来看，有较大可能引起他人自杀，即与自杀存在直接的关联的因果关系，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比如，言语刺激，包括唆使他人自杀等。常见的有，极其难听的语言羞辱，“你去死吧”之类的训斥，等等。

比如，暴力行为。常见的有，被害人不堪忍受被暴力殴打自杀、不堪忍受强奸带来的身心痛苦自杀，等等。

都是需要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的。

所以，搞清自杀的原因很重要。在原因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将自杀死亡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自杀者。

另外，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安全负有保障责任，如果其没有尽到保障义务，也需要对他人的自杀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比如，未成年人在校期间自杀的，学校当然负有责任。

再比如，特定建筑物不符合安全标准，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自杀后果发生的，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二、榆林一院该对产妇的自杀，承担责任吗？

根据前面的分析，榆林一院是否应对产妇的自杀承担责任，也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榆林一院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了吗？

——设施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标准？

2014年12月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国家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其中对医院窗户高度并未作规定。

没有行业内特殊标准，只能适用普通民事建筑标准。

根据2005年版《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民用建筑窗台高不足0.8米应采取防护措施,住宅不足0.9米应采取防护措施。事发窗台高1.13米，并不违反强制性规范。

——看护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操作规程要求？

根据卫生部制定的《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及《（2012）妇产科外科分级护理细化标准》，孕妇足月待产，需要给予二级护理。

二级护理内容为：1、每2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变化；2、根据患者病情，测量生命体征；3、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给药措施；4、根据患者病情，正确实施护理措施和安全措施；5、提供护理相关的健康指导。

当然，根据孕妇情况，医生也可能会下高于二级护理级别的护理。医院没披露，我们暂时无法得知。不过，从产妇可以自由活动的情形来看，应该是还未到必须限制行动自由、随时予以观护的护理级别。

另外，根据《医院护理岗位名录及配置标准(2013年版) 》规定，产房助产士每床配备0.5名护士（每2张待产床应配1名助产士，每张产床应配备3名助产士）。

医院是否配足了护士我们也尚不得知。但即使赔配足了护士，如果不是随时予以观护的护理级别，产妇在待产区自由活动也不违反相关规定要求。

对此，医院也给予了说明。

（四）医护人员是否存在监护失位？

1.产妇系成年人且无精神病史，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即使在待产室内医院也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

2.一般产妇顺产产程长达数小时，中途多数会起身在分娩中心外与家属谈话或散步助产；

3.事发时待产室内共有5名产妇，当班助产士在产房接新生儿，二线助产士在待产室内巡查各产妇产程进展；

4.该产妇曾多次走出分娩中心与家属沟通，因此其最后一次走出待产室时，助产士未料到该产妇进入待产室对面的备用手术室跳楼身亡。

（五）医院窗户为何无防护设施？

1.事发窗台高1.13米，符合建筑安全规范，无意外坠楼可能；

2.《消防法》第二章第二十八条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第七章第四款明确：“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榆林一院的行为与产妇的自杀有直接的关联的因果关系吗？

——产妇在备产手术室跳楼自杀前，是否受到过言语刺激或暴力行为？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尚不能得出肯定结论。

——产妇真的是因为难以忍受生产疼痛自杀的吗？

按照医院的说法，是这样的。家属似乎对此也予认可。医院和家属的分歧在于，究竟是谁不同意给产妇做剖宫产。

对此，姑且不论，只讨论孕妇要求剖宫产，医院未去做是否有责任。

切认为，是否需要剖宫产，医院有自己的专业标准。孕妇仅仅因为自己害怕疼痛遭到剖宫产被拒绝，就自杀，这超出一般人（专业医生）可以预料的情形，医院对此不应承担责任。

如果快生了，孕妇认为得剖腹产，但医院认为剖腹产已来不及，只能顺产，此时拒绝孕妇，医院仍没责任。换言之，医院只有在不剖产即将给孕妇生命带来现实危险的情况下，拒绝剖产，医院才有责任。

或者，孕妇和家属都明确要求剖产，且剖产可能的情况下，医院仍然坚持让产妇顺产的，医院才有责任。根据目前披露出的信息，相关证据似乎缺失。

三、不给产妇剖宫产，医院、家属真的有责任吗？

根据医院、家属双方提供的说法，以及榆林卫计局的调查，综合分析，不给产妇剖宫产，医院和家属应该说都是没有责任，或者都是有责任的。

——根据医院提供的《产妇住院知情同意书》，产妇家属共有两次“要求顺产”的签字，但家属的这一要求并无不当。

第一次是，产妇于2017年8月30日15时34分入院当时。随诊医生告知产妇及其丈夫可能存在的风险，必要时剖宫产终止妊娠。家属表示理解，要求经阴道分娩，谅解意外并签字。

这是入院时的检查，结果显示并非是必须要进行剖腹产，医生告知顺产风险让产妇及其家属签字，符合实际。产妇及家属由此选择顺产，在情理之中，且同时签字，符合产妇个人意愿，不能由此推出家属拒绝给产妇剖宫产。

第二次是，8月31日，也就是事发当天。根据榆林市卫计局的通报，10时许产妇进入待产室待产，产程、产图、产检结果均显示产妇和胎儿各项指标均为正常。此时，根据家属的说法，医院要求家属签字。由于一切正常，家属要求顺产，同样符合常理。且之前，也即8月30日，产妇本人也同意顺产。所以，家属此时签字，要求顺产，同样没有问题。

问题在产妇进入待产房之后。

——产妇进入待产房后两次出来同家属沟通，仍被劝回顺产，也没有问题。

根据榆林市卫计局官方通报，31日17时50分起，产妇因疼痛出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较大，两个多小时内先后多次走出待产室与家属交流，后由医务人员劝回。

按照家属的说法，产妇第一走出分娩中心，也就是31日18时0分左右，要求剖宫产，家属认为能顺产就顺产。且此时，医生说产妇身体没有问题，最好还是顺产。所以，（根据经验和逻辑推理）产妇就又回到了待产室。

后来，大概是在19点20分左右，产妇第二次走出分娩中心，给家属说要剖腹产，家属同意，说“行，剖就剖”。但医生说“剖不出了，马上就生了”。根据经验和逻辑推理，此时产妇应该是宫口已经全开，剖宫产风险较高，医生结合产妇状况，劝说顺产也没有问题。

所以，按照家属的说法，无论是家属还是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在产妇能够顺产的情况下，没有给其做剖宫产，并无多大的过错。

按照医院的说法，产妇多次要求剖宫产，而家属拒绝手术。

根据常理，结合家属的说法，对此我的理解是，家属虽然口头同意剖产，但基于产妇“并不是非作剖宫产就不能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强行坚持“一定要剖宫产”。由此，产妇被劝回待产房。只是，医院出于推卸责任、自我保护的本能（没办法，现在医闹多发），将其称为“家属拒绝手术”。

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家属基于产妇“并不是非作剖宫产就不能生产”的实际情况，劝说产妇回产房顺产的可能。

但这并意味着，产妇家属完全拒绝剖宫产。如果医院明确表示必须剖宫产，产妇家属应该也不会拒绝。

所以，无论是医院，还是患者家属，应该都是没有明确拒绝给产妇作剖宫产的。双方可能存在沟通上的问题，但对“剖宫产不是必须的”应该是意见一致的。

医院的可恶之处，可能在于错误引导舆论，故意将舆论矛头指向产妇家属。

根据已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并不知道9月3日之前，医院与家属的沟通情况。但是，有一定可以明确的是，从事发至今，家属尚没有过激的“医闹行为”。

这可能与医院主动发布微博，积极争取舆论主动权的意识有关。这种态度本身值得肯定。但在公关过程中，若存在恶意引导则不对。

例如，医院发表声明，称产妇两次向家属下跪，请求剖宫产，但家属不同意。这让家属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

对此，家属称是疼痛下蹲。从经验与情理的角度分析，这种辩解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若医院明知是疼痛下蹲，仍然称是下跪，则是十足的恶意构陷，让人不齿。

当然，家属也可能是说谎。但是，即使不是疼痛下蹲，是下跪，也要考虑产妇当时的情绪状态，看其是不是情绪崩溃之下的激烈反应，而不应不加区分地对被害人家属指责。

四、产妇是否有生产方式自决权？

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选择何种生产方式应由产妇自己决定。

这话说起来很容易，理解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但操作起来，却存在困难。

既有法律上的障碍。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尽管有意见按照新法优于旧法、高阶位法优于低阶位法的法理，认为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并不需要征得患者家属的同意。

但是，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院没有征得患者家属同意，肯定会被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判定承担责任。

原因很简单，《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只保障了患者本人的知情权，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则可以理解为在保障患者本人知情权的基础上，也保障了其家属的知情权。

而且，《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还同时规定：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什么叫“不宜向患者说明”？对一个情绪崩溃的患者说“不实施手术可能导致死亡等后果”算不算“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要知道，与西方截然不同，向重症患者隐瞒病情，作为中国医疗实践的传统，可是患者家属和社会所一致认可甚至推崇的。

也有观念上的障碍。

一个人的身体虽然是属于他自己的，却也与其亲属直接关联。

就像生产，做手术的是产妇，但她肚子里的孩子，却不是产妇一个人的。所以，观念上，就有认为，产妇并不能自己决定生产方式。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利益博弈下的产物。要不，为什么要投票决定？

还有实践上的障碍。

现实里，不少患者家属将其送往医院，往往认为医院有义务治疗好患者。一旦出现意外，就各种理由找医院的责任，发展到极端，就是医闹。

一个常见的理由就是，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征得家属同意。

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医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不是不用征得家属同意吗？那好，就签订《授权委托书》吧。

也是实在无能为力。

五、此事件真正该反思什么？

关于此事件，个人比较赞成知乎上一位昵称为“小明中枪了”的答主的意见：

从目前情况来看，产妇跳楼是自身行为，是什么原因促使产妇跳楼自杀？

很明显是在待产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内心由此所产生的变化。产妇从30号入院到31号晚八点跳楼，这么几十个小时的煎熬，独处产房独自面对和承受着待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剧痛，身心疲惫，焦躁不安。

产妇三次从产房自行走出，无论是下跪还是下蹲，都表明了产妇面对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疼痛时无法承受的一种体现，此时的产妇表现出受不了、不想生了、要求剖腹产言行，无疑是想尽快结束产程，不再受生产过程中那种极度痛苦的折磨的表现。

此时根据医生的临床检查，产妇是可以顺产的，也没有达到必须要剖宫产的地步，从医疗专业知识角度出发，医生没有问题，但是此时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家属却忽略了产妇的心理变化，产妇不仅仅需要医疗技术上的支持，更需要心理的安慰鼓励和支持，产妇最终选择跳楼自杀，恰恰是心理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不愿再承受那种非人的痛苦折磨。

逝者已去，留下的是亲属的悲痛！社会的惋惜！也给我们的医疗行业带来了沉痛的思考！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虑生理上病痛，同时也要考虑患者的心理健康。

在这起事件中，家属和医护人员都要去反思，特别是家属给予的精神支持和抚慰至关重要，医护人员因为要面对繁琐的工作以及过量的病患，虽不能做到每个病人都能照顾周全，但可以指导家属进行心理干预，做好抚慰及支持病患战胜病痛的信念，同时医生也要对病患做出评估，包括病情和心理评估，分别对待，必要时做出调整，重要病患重点对待，类似于分级制度，尽最大限度保障病患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