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读了6年小学，今年9月，胡萌萌就要回河南老家读初中了。

    胡萌萌的成绩还不错，尽管在6年间一共换了3个学校，但每次考试，她都能排到班里的前十名。

    她想在北京一直上到大学毕业。然而，事与愿违。近年来“严控超大城市人口”的政策，让她在北京读书的门槛越来越高。留下，意味着很难有初中可以入学。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和胡萌萌一样随父母打工来到城市的孩子们，被大家称为“流动儿童”，而他们的教育问题，是继留守儿童之后，又一个突出的问题。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布《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流动儿童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

   《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而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

    这些“流动”中的孩子们，多了父母的陪伴，然而缺少的，是教育的公平。

两头延伸

中国的流动儿童有多少？

    《蓝皮书》援引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的规模为3581万人。

    分省域来看，2010年，中国流动儿童的地域分布为：广东省(408万人)、浙江省(280万人)、江苏省(214万人)、山东省(194万人)和四川省(191万人)分列流动儿童总数的前五位，上述5省流动儿童总数达1287万人，占全国流动儿童总数的35.94%。

    《蓝皮书》称，中国大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正向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两端延伸。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实际需求在城市管理中极易被忽视。初中后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家长迫切要求开放高中教育、要求参加异地中考和异地高考的诉求日益强烈。

    在学前教育方面，《蓝皮书》称，目前中国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管理规范，也未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机会难以得到保障，学前教育品质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在异地中高考方面，《蓝皮书》引用了中国科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政策所课题组2013年至2015年的专项调研数据。这份调查显示，选择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是随迁子女的主要诉求。

    从初中随迁子女来看，58.2%的省内跨县流动学生、51.8%的跨省流动学生明确希望能接受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其中有40%以上的学生明确希望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现实中这一群体继续接受教育的情况却不乐观。

   《蓝皮书》认为，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我国开放异地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异地高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却没有全面开放，或者开放门槛较高；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开放异地高考的持续性存疑；西部省区面临打击“高考移民”的艰巨任务。

   《蓝皮书》还提出，要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从长远来看，必须深化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即打破现有的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实施基于全国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高考从现在的计划高考变为自由高考，学生可自由选择报考学校，也就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

“奢侈”的中学

    胡萌萌的母亲刘素琴之前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有一个摊位，胡萌萌的父亲自己开了一辆二手金杯面包车帮人搬家，尽管辛苦，但收入还是好过河南老家。

    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年事已高，留守儿童的教育又一直被大家诟病，于是，胡萌萌的父母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把她接到了北京。

    2015年，动物园批发市场搬迁，刘素琴的营生没有了，和丈夫一起开起了金杯车，收入比起前几年减了不少。

    和收入下降相比，让胡萌萌父母更烦心的，是女儿的上学问题。

    目前，非京籍孩子在北京上学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公立学校，二是民办自建学校。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苛刻的学籍制度和五证要求(五证：在京务工就业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本、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面前，心有余而力不足。

    刘素琴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实际申请公立学校就读过程中，所需证件远远要比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多，有的学校对外来务工人员还要求在所在地要连续缴纳社保。

    而这样的要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没有办法进入到教学条件更好的公立学校，只能就近选择民办自建的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这类学校相对来说教学条件和环境差一些，但足够让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活动。

    不过，北京市政府层面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管控越来越严，仅2011年就责令停办拆除打工子弟学校24所，涉及学生14000余人。

    而在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下，2016年更是实行号称“最严格”的控制人口政策，不仅孩子上学难以为继，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了着落。

    据统计，2016年，北京市现有112所打工子弟小学，在校人数约65000+人。这个人数比2014年少了约28000+人。

    《蓝皮书》认为，当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加上制度和现实环境的因素，农民工随迁子女难在流入地继续升学。

如何保障公平

    截至2014年8月，有27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政策。从各省市公布的异地中考政策方案来看，随迁子女参与升学考试的资格条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中国科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政策所课题组2013年至2015年的专项调研显示，从初中随迁子女来看，58.2%的省内跨县流动学生、51.8%的跨省流动学生明确希望能接受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其中有40%以上的学生明确希望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现实中这一群体继续接受教育的情况却不乐观。

    《蓝皮书》分析称，异地中考政策实施困难的原因与当前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教育评价体系等密切相关。

    《蓝皮书》建议，改善和促进随迁子女异地中考，应加强教育需求情况调研，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科学预测流入地接纳“容量”，进行前瞻性规划，系统评估异地中考利弊情况，不断改进高中阶段招生政策；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建立、完善高中阶段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投入机制等。

    对此，《蓝皮书》的主编杨东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最突出的矛盾是在北京等特大城市。

    在这些城市，出现了由公办学校包揽流动儿童的思路，这与国务院规定“以公办学校为主”并不一致。事实上，打工子弟学校，作为特定时期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一个补充，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从北京和各地的现实看，虽然公办学校学生数量在减少，资源已经有所富裕，但流入地政府几乎没有能力包揽所有流动儿童的教育。实证调查发现，越是在大城市，公办学校实际接收流动儿童入学的比率越低。

    公办学校的布局、公办教育资源的分布特点，是按户籍人口规划设置的，与流动人口的居住、生活并不一致。外来人口高度聚集在城乡结合部的少数村庄，但公办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城区或远郊区，难以大量吸纳流动儿童入学。

    由此，杨东平认为，特大城市应该面对现实，准确理解“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的政策，不能靠公办学校包揽天下，同时要把打工子弟学校等纳入当地正常的教育管理，多渠道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