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12月23日报道 带记者来到当年发生惨案的那东寨子门口，四个汉子就不愿再往前走。那是他们一生不愿触及的地方。

      一桩灭门悬案，23年后被重新提及。不是因为真相大白，而是嫌疑人喊“冤”。

      未经检察院批捕、未经法院审判，4名嫌疑人被收容审查近8年、超期羁押达7年，取保候审16年后仍无结果，他们到现在还是杀人嫌凶身份。

      近8年的关押，让4人几乎家破人亡。他们要求警方本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撤销冤案、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警方回答：案件一日不破，他们的嫌疑就一日未排除，一日不能谈赔偿。

      二选一的情况下，倾向于“不能放纵罪犯”，还是“不能冤枉无辜”？表面上看是两难的选择，其实是在考问执法机关的执法理念。“4人的要求完全合理合法”，律师表示，就算他们真是凶手，没证据支撑，在法律上看他们就是无罪的。这是现代司法必要的代价，“有可能放纵某些犯罪，但避免了蒙冤受屈、保护了更多人的权益。”

      目前，文山警方已经调配更多力量对案发现场进行重新勘验，力求运用新技术破案。

      “杀人犯”出了“狱”，还没来得及呼吸自由的空气，就突然被更大的苦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躲在山里哭了两天两夜”。

      1994年12月19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的一个壮族寨子里，一名中年男子坐在一片荒地上失声痛哭。2天前，他走出富宁县看守所的大门，从他进去到出来，已经近8年了。此刻，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村庄，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

      1987年农历3月30日，30岁的周福作因“杀了人”被抓，审讯、关押，没有检察院来查案，也没有法院开庭审理，直到快8年后才突然被通知能取保候审。这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被拐卖，他年迈的父亲因为难以生存，带着孙子向广西方向流浪，在半路上被活活饿死。他被取保候审那天，去接他的妹夫这样告诉他。

      他不相信这一切，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到自家的寨子。印象中那座温暖的木屋真的消失了，只有一片空地，长满荒草。被荒草湮没的两段朽木是那个家留下的唯一痕迹。他拉住一个又一个路人问周福作的家去哪里了，得到的回答都一样：人没了，房子被拆了，木头被一些人捡去当柴烧了。

      出了“狱”，还没来得及尽情呼吸自由的空气，就突然被更大的苦难压得透不过气，他“躲在山里哭了两天两夜”。

      和周福作同样作为杀人嫌疑人被抓的，还有同村26岁的农光山、29岁的农光祥、28岁的黄卫必。周被取保候审不久，这3人也陆续被取保候审。进去时，是正值壮年的小伙，出来，已像垂垂老者。农光祥的头发全白了，而黄卫必的头发掉光了。和周一样，他们几乎都家破人亡。

      农光山、黄卫必的妻子都跟人跑了，留下年幼的孩子。被抓时，农光山唯一的儿子只有1岁；出来时，儿子已经快10岁，寄养在丈母娘家。他去看儿子，“见他在河边玩水，很瘦，衣服很脏……我跟人借钱去买了新衣服，帮他把脏衣服换下来洗了。”

      “13岁的女儿根本不认识我，见我就躲，因为我的头发掉光了她害怕。”黄卫必说，加上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这个“杀人犯”。他心里难受，之后离开家到县城打工流浪。

      偷马贼

      “那东”寨子的两个村民家丢了3匹马，农光山被当做了偷马贼。悲剧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无可挽回的蔓延开去……

      4人是如何被抓的？事情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那时候，为讨生活，在滇桂边境居住的周、黄、农、赵4家人从广西境内搬迁至云南富宁。他们在一片荒山上开辟出田地，建起新的家园，在洞波镇芭莱村形成一个新的壮族小寨子，称“行利”。

      到了80年代，4家的后人都长大成人，赵家搬到旁边更大的寨子。行利寨子实际上只剩下3家人。农家老大农光祥到四秀寨子上门，老三农光山也到腊山城寨子上门。

      1987年农历3月20日，正是当地壮族一年一度赶“风流街”的前一天，农光山被叫到芭莱村公所，村干部审讯他：“那东”寨子的两个村民家丢了3匹马，问是不是他偷的。

      “我说没偷过，我不认识他们。”农光山后来向记者讲述，那两个村民说他伙同别人偷马，别人负责偷，他则负责卖到广西。“因为我们是从广西过来的，他们丢了什么就以为我们弄到了广西。”他的大哥农光祥也证实，当地人对他们有些排外。

      审讯一直从中午进行到下午3点。这时，农光祥来到村公所看弟弟。说了几句话也就离开了。到下午5点多，农光山说肚子饿了，村支书就让他到门外小广场买碗米线吃。

      也就是那一瞬间，农光山做了一个足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他趁机逃走了。

      20多年后他告诉记者，逃的原因是“怕他们打我”，之前他听见村公所的人说“不打他是不会招的”。而此前有一次“就有人诬陷我偷牛，警察把我关了几天才放了。”

      据他说，他花了两个小时一口气从村公所跑回自己家，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上没有人见到我”。吃完妻子煮的挂面，他还心有余悸，怕村公所的人来家里抓，就连夜走山路赶到行利寨子的父母家。

      而此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上演，而他的命运，也已经无可逆转的被裹挟进去……

      灭门案

      “那东”寨子黄世万家，村民发现3名大人和2个孩子一夜全被割喉残杀。

      农光山逃走的第二天，马被盗的那东寨子里，一起惊天惨案却被发现。

      多年后，村民黄炳刚向记者讲述了那一幕：1987年农历3月21日早上6点多，天刚刚亮，20岁出头的黄炳刚早早起床，想去百江寨子“风流街”。这时，寨子里一个村民来跟他说，他姐家的门叫不开，他们要找他姐夫碾米。

      几分钟后，他跟着来人到了姐姐黄世万家，发现木门的门栓被人用麻绳从外面绑起来。叫了几声，里面没有动静。赶快解开绳子，轻轻一推门就开了，他惊叫起来姐夫梁裕召（又名李克和）躺在门内，喉咙被割断了，血流了一地。“姐夫已经断气，身上也被捅了几刀，肠子都流了出来。”他跑进去，看到姐姐和两个孩子也遭了祸害，惨不忍睹。姐姐和9岁的侄女阿芬躺在床上，7岁的侄子阿澈掉在床下，三人都被割了喉咙，捅了腹部，“床上床下到处是血”。

      黄炳刚想起家里应该还有一个人，就是阿才。阿才是姐夫的亲戚，几天前才从广西来到村子，想“找个老婆”。他顺着木楼梯爬上“闷楼”。阿才死在了床上，惨状和姐夫差不多。黄炳刚忙跑去村公所报案……

      那东寨子一位老人说，死者一家人都很好，男主人梁裕召从广西来到寨子上门，“很有本事”。“以前在那条河上有个小水电站”，老人指着村子下方一条小河说，“水电站就是由梁裕召来管理，帮村里人碾米磨面。”此外，梁裕召还会拿个照相机走村串巷帮人照相，还会当郎中帮人看病。

      审讯

      “两天后脑子就犯迷糊，一听见提审就发抖，他们问什么都只会答是的、对的。”

      1987年，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厉的一次严打的尾声。“从重从快”打击犯罪，这是当时的执法理念。芭莱村“5口灭门案”的发生，震动了富宁、文山两级公安机关。这起“特大杀人案”由州县两级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联合调查。

      据芭莱村委会副支书黄绍忠（当年任村公所的文书）介绍，村公所接到报案后，立刻通知派出所。当天下午，警方就把犯罪嫌疑人农光山、农光祥抓获归案。关在村公所里。第二天，他受命带几名州公安局的领导连夜赶到那东寨子调查。第三天，农光山、农光祥就被带到洞波派出所。随后，警察又陆续抓了几个村民。

      “一共抓了12个人。”农光山说，包括农、黄、周三家的所有年轻男丁以及两个亲戚。分别是农家5兄弟、周福作及其妹夫、黄卫必及其哥哥和妹夫、农光山在广西境内的堂舅舅和他从广西到富宁上门的表哥。

      “当时警察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为什么杀人，我说我没干过，他们说不是你干的你跑什么？！”农光山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后来我猜可能是死了的这家人跟之前丢马那家有亲戚关系，他们觉得是我报复杀人。”

      12个人被带到了富宁县公安局，民警轮番审讯。后陆陆续续放了8人，只剩下农光山等4人。据4人讲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刑讯逼供。被殴打、不让吃饭睡觉……“两天后脑子就犯迷糊，一听见提审就发抖，他们问什么都只会答是的、对的。”最后，他们都“招供”了。

      有了口供，接下来就是寻找凶器。“他们带着我回家找刀，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只能乱告诉他们在这里在那里，他们找不到就打我。”农光山说。“他们问我怎么杀的，我说用木棍，他们说我乱说，问是不是刀，我就说是，是，是刀！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哪里有刀啊！”周福作说。

      关押

      “饭来了就吃，吃饱了就睡，8年，真痛苦啊，感觉我们不是人，像是牛马牲口。”

      据文山警方介绍，对4名犯罪嫌疑人审讯后，虽然他们交代了作案事实，但因暂时未能找到作案工具，缺乏物证，所以将他们收容审查。4人分别被送往文山、广南、富宁等地的收容所或看守所关押。随后都被送回富宁县看守所分开关押。这一关，就将近8年。

      看守所不像监狱能放风、能劳动。记者近日探访富宁县看守所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空间仅限于不足30平方米的监室、以及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天井。出了监室的门可到小天井，天井上空密布着铁丝网，有时能看见佩枪的民警在上面巡逻。

      “文山州公安局的来提审过我一次，以后就再没管过我们。”农光山说，“刚开始以为要上法庭，对我们的事有个处理，但始终没有。”看守所人员流动大，看着一批又一批嫌疑人进来又出去，就自己雷打不动呆在这里，他们心急如焚。

      “在里面烦，太烦了，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有时真想死。”黄卫必说。“饭来了就吃，吃饱了就睡，8年，真痛苦啊，感觉我们不是人，像是牛马牲口。”农光祥说。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富宁县看守所，没有图书，更没有电视，除了管教发资料学习“党的政策理论”外，他们基本无事可做。“监室里最多的时候能关30多个人，有时憋得发慌了，我们用纸剪象棋下，被管教看到就没收。”

      有时，躺在天井里，透过铁丝网仰望蓝天白云，他们会想念大山深处自己的家、妻儿的模样。近8年时光，高墙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速度最快的8年，错过了分享儿女成长的快乐，更错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们说有时宁愿法院判他们去监狱服刑，那里“会比看守所好一点”。

      取保候审

      关押8年，收到一纸《处理书》后，他们老老实实出来了，并努力活下来。

      转机发生在1994年12月。管教突然通知他们，可以放他们出去了，以“取保候审”的名义。于是，他们每人领到一张《对被收容审查人处理决定书》。这份富宁县公安局出具的决定书载明：几人因杀人嫌疑，于87年被收容审查，“经查取保候审”。寥寥几字，算是对他们被关押8年的交代。

      “当时我不出来！”农光祥说，“自己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出去，我要他们给我们一个说法。但当时的领导告诉我们，案子还没破，叫我们也不要去告，等10年后，公安局会给我们一个交代。”于是，他们老老实实出来了，努力活下来，等待着给他们“一个交代”的日子。

      没有了家的周福作，长年借住在妹夫家，每年到广东帮人种甘蔗几个月。赚得几个钱后，他回广西老家去打听过父亲和儿子的事，也去找过被拐卖的妻子和女儿，但都一无所获。“找了两年，钱都花光了。找不着了，不找了。”面对记者的镜头，周福作老泪横流。现在，他“跟一名寡妇搭伙过日子，帮人养两个小孩”。

      农光山则回到只剩3户人家的行利寨子，远离人群，种田劳作。他把家的旧址开辟成一块田地，种上蔬菜。后来又结婚生子。与现代化梦想日益膨胀的城市相比，这里的日子像是远古时代，还没有通水通电，靠点油灯照明，靠山泉解渴。车不能直接到达，要走半个小时山路，若是碰上下雨路滑，就要走上3个小时。

      唯一幸运些的是农光祥，她的妻子坚信他没有杀人，替他守着家，虽然两个小孩因为贫穷在小学一年级时就辍学了，但还算健康的成长。他出来后，带着两个儿女去广州打工，给家里寄钱回来盖了新房。不过，这并不影响他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身份。“一个老乡让我跟他去香港打工，我去公安局开证明，他们不给开，说是嫌疑人，还在取保候审阶段，不能出境。”

      黄卫必去县城流浪的日子，身无分文。而多年的牢狱让他健康恶化，做不了重活，只能靠捡垃圾为生。他用捡来的塑料布和木板，在垃圾堆旁搭起一个窝棚，作为自己的临时住所。“下雨了会漏雨，遇到大风，窝棚的顶会被掀翻。”他去木工房讨了几块木板，借来电锯，想给自己弄张像样的床。没想到手掌不慎触到电锯，从此失去了一根食指。一次在墓地捡垃圾时，一位退休老干部指点他去向政府申请解决生活问题。

      于是，黄卫必多次向富宁公安局、县政府反映情况。终于得到一套每月60元的廉租房（约10平方米）以及每月150元的低保。而此时，离他们“出狱”，已经14年了。

      “申冤”路

      取保候审期最长为1年，但他们是16年，且仍是嫌犯。他们要讨个说法。

      黄卫必问题的解决，给其他3名伙伴提了醒当年公安局承诺的10年期限早已过去，仍然没有一个说法。他们到富宁、文山两级公安局上访，此时两局的领导已经换了很多届，而当年侦办他们案件的民警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过世。公安局告诉他们，案件还没破，他们的嫌疑还没有解除，不能给他们一个定性的结果。

      随后，他们得到了一名好心人的帮助，指点他们咨询律师之后，了解到，收容审查制度已经在1997年作为“恶法”被废除了。即便作为当时的法律来执行，4人也不符合收容审查的条件。根据国务院1980年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以及公安部的相关解释，收容审查范围应当是“一个前提，四个对象”，即在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下，包括四种对象：（1）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2）有流窜作案嫌疑的；（3）有多次作案嫌疑的；（4）有结伙作案嫌疑的。而他们4人涉嫌的是“特大杀人案”，不符合“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

      其次，对收容审查对象的羁押时间最长可达3个月，却对他们羁押近8年，超期羁押长达7年的时间。

      最后，对他们作了取保候审，却从来没有书面或口头解除过，也就是说让他们一直处于被取保状态长达16年。虽然以前的刑诉法对取保候审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修改后的1997年《刑事诉讼法》却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时间最长为一年。无论怎样，公安机关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

      得到了“法律的肯定”后，4人背起行囊，从富宁县到文山州，从政府、党委到公安局，从地方到中央，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他们要求公安机关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洗清冤屈，恢复名誉”，并进行相应的赔偿。

      警方回应

      富宁县公安局：

      “侦查没结束，4人仍有重大嫌疑”

      近日，记者来到富宁县公安局了解情况。该局副局长钱春雷和政治处主任蒙玉坤接待了我们。

      钱春雷表示，此案是由文山州公安局主办，富宁县公安局协办的，目前还属于侦查阶段。4人一直是公安锁定的重大嫌疑人，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解除了收容审查，但不等于侦查结束，如果有新的证据，肯定还要对他们采取措施。

      “过去的收容审查制度是没有界限的。当时只要具有作案嫌疑的都可以用这个措施。后来被取消了。”蒙玉坤说，“作为民警，现在回头看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大的案件，一家被灭门，最小的只有7岁。受害人的亲戚知道嫌疑人被放出去，也来访，问这个案子怎么不破。“我们压力也大！”

      他还说，4人信访后，县委县政府很重视，解决了他们的户口问题和生活困难问题。他们从广西搬迁到富宁后，广西的户口注销了，属于没有户口的人员。相关部门帮他们办了富宁户口，并给他们解决了低保、廉租房的问题。“但这个不是赔偿，也不是补偿，不是因为咱们做错事儿了，而是作为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帮他们解决问题。”钱春雷说。

      蒙玉坤表示，可能为黄卫必解决廉租房的措施给他们一个误导，认为是赔偿了，就开始上访了。州局的领导接待他们时明确表态：如果破案了，排除他们嫌疑了，我们确实办案不规范了，肯定要采取赔偿措施，但现在没破案，没有获得新的证据来排除他们作案的可能性。

      “因为不排除嫌疑的话就谈不上名誉恢复的问题，不存在执法过错的话，就涉及不到什么赔偿的问题。”蒙玉坤说，此案不是赵作海那类很明显的冤案，受害人回来了。“过去的和现在的法律不一样，不能用现在的套过去的，因此过去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现在的行为也是依法。”

      “要对他们公平，但对受害人也要公平，没有事实的时候你不能下定论啊！受害人家属也不会理解。”钱春雷说，“我们也希望早些破案，对死去的冤魂有个交代，对活着的人也有个说法。这案子确实难，但再难也要侦查下去。”

      文山州公安局：

      “一天不破案，一天不能谈赔偿”

      记者随后到了主办此案的文山州公安局。和富宁公安局大致相同，该局政治部李副主任告诉记者，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侦查，可以说农光山等4人一直还处于公安机关的管控之下，案子一日不破，他们还是嫌疑对象。不能谈赔偿，更不能撤销案件。

      几天后，文山州公安局给本报发来公函，函称，该案侦查至1994年11月间，由于案情复杂、证据不足，仍未具备对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的条件，因此对4人办理取保候审，一年后“自行解除”（注：当事人未收到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由于案情复杂，犯罪事实尚未彻底查清，至今不具备破案条件。而“4人具有作案重大嫌疑仍不能排除，因此不存在‘撤销冤案、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等问题。”且“公安机关对4人采取收容审查等措施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公安机关执法行为是否违法未经依法确认。”

      律师观点

      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主任何汝惠：

      “即便真作案，没证据支撑就无罪”

      农光山4人是否可以申请“撤销案件、恢复名誉”并提出国家赔偿？记者就此采访了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主任何汝惠。

      何律师表示，1997年新刑诉法颁布以前，收容审查制度普遍存在并被扩大化，延期、超期现象严重，甚至被错误理解成没有时间限制。“关了8年，这种情况很少见，很夸张。”何汝惠说，这项制度也有它的规则，而不是无限制地侵犯人权，文山富宁两级公安的行为明显违法。

      他说，取保候审期长达16年，“也很极端”，一年后“自动解除”的说法站不住脚。按照刑诉法规定，应该发放书面的《取保候审解除通知书》才算解除，口头的都不行，更不会自动解除。

      关于两级公安局“一日不破案就一日不排除嫌疑、不赔偿”的说法，何律师表示，这是对“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现代法治理念的不了解和极大不尊重。“公检法是一个法律人共同体，这种法治理念应该是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具备的。”

      “现在的嫌疑人，以前直接叫罪犯。以前的做法就是有罪推定。先确定你有罪了再去找证据，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出来的。”他说，司法发展到今天，更加注重保护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成为世界各国司法界的共识、基本司法理念。即，法院没有宣判有罪之前，每个人都是无罪的。“没有证据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罪的。有可能事实上是你做的，但没证据来支撑、法院没判你有罪，法律上来说，你就是清白的。”他说，这是现代司法必要的代价，“有可能放纵某些罪犯，但避免了蒙冤受屈、保护了更多人的权益。”

      何汝惠说，4人要求“撤销案件、恢复名誉、国家赔偿”完全合理合法。撤销嫌疑人案件，不等于结案或者停止侦查。恢复名誉、合理赔偿也并不等于就确定了他们不是凶手，而是对公安机关超期羁押、超期取保等不当程序给4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他们仍可以重新作为嫌疑人。

      尾声

      雨中，23年前发生血案的那个家，已经变成了一块野菜地，只剩下一段长满青苔的土墙。黄炳刚悲痛之余也庆幸，姐姐一家并没有完全遇害。他们最大的孩子阿勇，在案发1年前被送到广西念书，幸免于难。

      日前，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复勘。而文山、富宁两级公安机关表示，已经加派警力，收集该案在当年侦查中形成的录像、录音资料进行保全、分析，将当年依法提取的相关物证送往上级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检验。坚持“案件不破，专案组不撤”。

      不过，一名老法医接受采访时也表示，20多年前的案件，一般来说很多证物都消失了，侦查相当困难，而“世界各地都会有破不了的积案”。

      大山深处，农光山在煤油灯下抽着纸烟，依然盼着公安局给他们一个说法。

      新闻链接

      证据有“重大瑕疵”孙万刚无罪获赔16万

      1996年1月2日晚，云南省财贸学院学生陈兴会被人残忍杀害并分尸，其同学和男友孙万刚被认定为唯一的嫌疑人。有力证据是：孙万刚本人系B型血,而从孙的衣裤以及睡过的床单、被子上检验出与被害人一致的AB型人血,孙不能说出该衣物AB型血的来源。

      随后，孙万刚三次被判决死刑（包括一次死缓）。经其及家属反复申诉，云南省检察院进行复查。最后发现：“孙万刚当晚所穿的T恤、外衣、外裤都用洗衣粉泡在一个盆里,案发后一起送检,都检出了AB型血,但浸泡过衣服的血水却只检出B型血,这是自相矛盾的。”“凶手作案用的刀来源不实,去向不清;被害人身体被切割下来的分离物抛弃地点,在孙万刚4次有罪供述中各不相同,而且至今都没有找到。”

      2004年1月，云南省高院认为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宣告孙万刚无罪！同时赔偿165608.73元，作为其8年“冤狱”的赔偿。此时，杀害陈兴会的“真凶”还未抓获。